读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放在我的书架上很久了，我有几次打开阅读，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并不是书不好看，而是内容太沉重了，阅读过程中情绪很难控制。

我在南京居住生活已快20年了，书中提到很多发生屠杀惨剧的地名都很熟悉，每每看到，心头都是一阵压抑与伤心，外加一些愤懑，不忍心继续看下去。

最近看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闭馆修缮，迎接12月的国家公祭日的新闻，我又打开了这本书，这一次终于看完了。

书中描述的日军在南京罄竹难书的罪行不用我再复述，我在这里记录我看书过程中另外关注到的几个内容，摘录如下：

一、作者分析的日军暴行未能让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上认知的原因。

『我很快发现，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纵，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如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一样）。即使是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在寻求昔日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得以逃脱许多其战时盟友在战后经历的严厉审讯与惩罚。

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开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有丧命的危险。（1990年，长崎市市长本岛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一定责任而招致枪击，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险些丧命。）日本社会弥漫的这种危险气氛使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日本查阅相关档案文件，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事实上，我在南京时曾听说中国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不鼓励学者去日本进行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难接触到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手档案资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不愿意就他们的经历接受采访，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老兵冒着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世。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不止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评论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受害者处于凄凉的氛围之中。当许多曾肆意蹂躏南京市民的日本人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全额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并将继续遭受）贫困、屈辱的生活，或长期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种对正义的颠覆主要是由冷战造成的。美国原本打算通过“清洗”参与战争的日本领导人，从而在日本施行民主。但战争结束之后，苏联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一部分德国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中国、苏联和朝鲜成为战后新的敌人，美国迅速将日本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为增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力量，华盛顿当局决定维持日本政府的稳定。美国基本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政治体系，并容许众多战犯逍遥法外。因此，当德国纳粹政府受到彻底审查并被取而代之、众多纳粹战犯倒台并被送交审判之时，许多日本战时高官却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1957年，日本甚至将曾身陷囹圄的甲级战犯岸信介选为首相。』

二、作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南京逐渐了解，从一个美籍华人角度描写的南京，也是令人喜爱。

『对任何一位中国人提起南京，他都会向你描述这样一幅城市图景：遍布全城的帝王宫殿、奢华的陵墓、各种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幅城市图景中也包括明朝精雕细琢的勇士和动物雕像、著名的鼓楼（马可波罗700年前看到的是最初的鼓楼，今天的鼓楼是300年后一个军事将领建造的，他曾在上面敲击巨鼓号令全军），还有南京郊外的美景——庙宇镶嵌在附近山峦之间，茶亭临湖而设，湖面上莲花盛开，一座大桥横跨长江。

几个世纪以来，青山绿水不仅为南京增添了美景，更是南京的天然军事屏障。长江流经西侧，紫金山雄踞东侧，共同护卫着这座城市，借用一个成语描绘南京的地势之险峻，真可谓“虎踞龙盘”。

但可悲的是，南京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三次入侵。

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即6世纪末，野蛮的游牧部落摧毁了南京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在城墙内垦地种植。南京受到的第二次入侵发生在1853~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南京。

太平天国的领袖是狂热的洪秀全，他在跻身富贵阶层的科举考试中失利之后，开始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并说服其他人相信。接着，他领导太平军试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最终在13年的时间里导致2000万中国人丧生。起义军以南京为首都长达十几年，最后被驱赶出城。他们在撤离时将这座城市焚为废墟，甚至砸毁了光彩夺目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这座由琉璃瓦构筑的多色宝塔曾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建筑中最美丽的。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南京得以在默默无闻中安享和平。当清朝皇帝在中国北方城市北京确立起对中国的统治后，南京不过是个文化遗址。直到国民党推翻清朝统治，并于1928年正式将南京确立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后，南京的显赫地位才得以恢复。

到1937年，即南京大屠杀发生那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老南京、清朝的南京与国民政府的新南京共处同一时空，交相辉映。旧时代的痕迹在首都南京的街道上仍然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食贩挑着担子，扁担两头的篮子里，一头装着小饭碗，一头装着茶壶；露天工厂的纺织工弯腰坐在手摇纺织机前辛苦劳作；面食馆里的厨师正揉着面团；锡匠带着锡器叮叮当当地沿街叫卖；鞋匠在顾客门前修补鞋子；孩童们手抓圆形方孔铜钱急切地看着小贩制作糖果；嘎吱作响的独轮车上垛满高高的芦柴，让人既看不到车也看不到推车人。然而，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沥青马路正在逐渐取代土路和石子路，电灯和霓虹灯取代了忽明忽暗的煤油灯、蜡烛和汽灯，自来水取代了沿街叫卖的桶装水。坐满了文武官员和外交官的公共汽车和小轿车鸣着喇叭穿行于黄包车、运送蔬菜的四轮马车以及缓步而行的行人和各种动物之间，这些动物有狗、猫、马、猴子，有时甚至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似乎永远不会改变。修建于明代的古老巨石城墙雄伟地环抱着南京城，一位传教士称南京城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能在城墙上开车环行，毫无疑问将能领略到中国最壮观的风景之一。在城南端的城墙顶上，透过锯齿般的灰色城垛，可以看到工人居住区灰蒙蒙的砖瓦，以及富足人家或红或蓝的瓦房屋顶；然后向北望去，就是政府建筑区，各部大楼和各国使馆都是高大现代的西式建筑。

将目光转向东北方向，你会看到白色的中山陵在紫金山深色背景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富豪和权贵们的乡村别墅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山脚下。再向西北方向望去，也许会瞥见江边的工业生产活动：工厂中冒出的滚滚浓烟，煤炭码头的黑色污迹，停靠在码头附近的汽船和炮艇；京市线和沪宁线的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南京北郊的下关车站交会。沿着地平线，还可以看到城墙外黄褐色的江水奔流不息，先是向北，然后蜿蜒流向东方。

1937年夏天，南京所有这些辉煌与暗淡都陷入昏昏睡意之中。南京空气潮湿，天气闷热，早就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杂着从附近田野中飘来的粪便恶臭，驱使城内的有钱人在炎热的盛夏出城前往海滨胜地避暑。对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季是打盹的好时节，人们慵懒地摇着蒲扇或竹扇，并在门前挂起竹帘以遮挡阳光。到了晚上，街坊邻居们逃离火炉般的屋子，带着躺椅来到街上，彼此闲话家常，打发时间，最后露天入睡。

几乎无人料到，几个月之后战争会打到自家门口，兵燹肆虐，血流成河。』

三、书中介绍了几位南京惨遭屠戮期间的几位国际友人，永远值得国人铭记感恩：

『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约翰·拉贝、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牧师约翰·马吉。』

四、书中还介绍了约翰·拉贝从南京回到德国后的遭遇，以及数年之后南京市方面得知他在德国生活的窘迫之后，南京市官方与民间一起与他“互动”，给他的捐款以表感谢。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当年救下众多国人的约翰·拉贝的记忆都是他在南京的举动，而拉贝回到德国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作者张纯如通过多种渠道联系上拉贝家的后人，向读者介绍了拉贝的其实也不难猜测，德国当时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日本都是轴心国，拉贝要在德国那边公然揭露日本的暴行，显然不符合当时德国的官方要求。拉贝回国后，信守对南京人的承诺，公布了日军暴行，随即便受到多方迫害，没有了收入，全家人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战后，南京方面得知拉贝遭遇后，多次给拉贝送去物资。
『1938年2月，一连串挥泪饯行会之后，拉贝带着一套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拷贝，启程返回德国。此后，拉贝便音信全无，几十年来，学者们对他的下落困惑不已。』

『仁慈的纳粹分子与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的铁蹄下解救中国难民，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强烈吸引着我，使我无法置之不理；其二，我确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某些可怕的事情。毕竟，拉贝没有跟他在南京时的同事一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恐怖的南京大屠杀作证。另外，对拉贝某位朋友的口述历史采访表明，拉贝回国后不知何故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

但他的这位朋友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当我偶然发现这份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

『拉贝信守对中国人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 1938年4月15日，拉贝和妻子返回德国，并因自己的突出成就多次受到表彰。在柏林，德国国务秘书公开赞扬拉贝在中国的工作成就；拉贝还荣获红十字服务勋章。在斯图加特，拉贝获得进一步表彰，得到一枚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一枚带有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钻石勋章。

5月，拉贝在柏林各地演讲并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向德国民众揭露了日军发动的南京大屠杀，他还在西门子公司、外交部、远东协会和陆军部的大批听众面前发表演讲，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拉贝没有获得当面向希特勒汇报的机会，于是他于6月8日给元首寄去一封信，内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拷贝和一份打印报告。』

『拉贝将这封信连同一份报告和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呈递给希特勒。几天后，拉贝就遭到逮捕并在柏林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
『战争结束之初，拉贝想必遭受了一连串愤怒的指控。先是苏联人将他逮捕，他们在刺眼的弧光灯下对他审讯了三天三夜。

接着他又遭英国人逮捕，他们对他严加拷问了一整天，但后来给了他一张工作许可证。（然而，该许可证对拉贝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因为西门子公司依旧没有为他提供固定职位。）』

『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中国。当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宣布拉贝需要帮助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弗兰克·卡普拉的经典电影《风云人物》的结尾。几天之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相当于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小数目。

同年3月，南京市市长抵达瑞士，在那里购买了大量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装了四大包寄给拉贝。从1948年6月，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南京，南京市民每月都会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以表达对拉贝领导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衷心感谢。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表示，如果拉贝选择回中国的话，会为他提供免费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无异于雪中送炭。1948年6月，南京民众收到拉贝的数封衷心感谢信，从而了解到拉贝有多么需要他们的援助，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中。

拉贝收到这些包裹之前，他们全家只能采集野草做成汤给孩子们吃，大人则仅靠一点儿干面包维生。但当拉贝给南京回信时，柏林市场上甚至连面包也没有了，在此背景下，这些包裹对拉贝一家就越发珍贵。拉贝全家都非常感激南京市民提供的帮助，拉贝本人写道：这使他重建生活的信念。』

五、巴丹死亡行军
我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听说“巴丹死亡行军”这个事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国内没有过多宣传，就像西方没有过多宣传日本在南京的暴行一样。
原来当年日本军队非人性的暴行造成大规模伤亡的事件不止南京一起，当然，巴丹死亡行军事件伤亡的大多数都是军人，而且，人数也远没有南京多。

六、还是想介绍一下本书作者张纯如女士。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
她是第二代美籍华裔，她在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当年为编写《南京大屠杀》她到南京收集史料恰逢酷暑，在“火炉”城市南京她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书籍出版后，她多次遭到日本方面的“施压”和“指责”，她也丝毫不怯，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张纯如后来与这个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
后来，张纯如又涉足研究巴丹死亡行军，即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战俘事件。
因为长期面对日本军队各种的残忍暴行的残酷史实进行研究，外加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对她的报复和骚扰，她不幸患上了抑郁症，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七、我最近才得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给张纯如立了塑像，让世人记住她，令人感动。最近南京旅游很是火爆，有些游客经常说错纪念馆的名称，我不厌其烦地给一些网友更正，这里也再写一次：

南京江东门的纪念馆，名字叫“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别省略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纪念的是那场国难中的同胞。